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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灵书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只能零碎谈些观感

时间:2019-09-11 22:13:00        来源:

首先感谢王灵书同志对当代国一些著名人物做的直接采访和间接访谈的工作。正如书中内容简介那样:“因为是独家特稿,既有对人物、事件真实描述,又有独到见解的理性评说,值得细细品读、思考,更值得研究这一段IShi/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历史的专家学者借鉴。”

作者在书中写到师哲同志,要说师哲同志的历史,就离不开他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工作、生活与思考,他也是中苏关系发展史中的一位重要见证人。中苏关系也是干部群众关心的一个历史问题,尤其是在大论战时期中,思考过这一课题的人们

师哲同志对我党“九评”的评语是:“‘九评’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站不住脚了。”他也承认有个争夺国际运动领导权的问题,但他又补充说了一句:“毛泽东心里明白,但赫鲁晓夫心里不明白。”师哲同志这种分析是有他工作、生活的基础为根据的。他毕竟从1940年开始就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十八年,先后担任过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政治秘书处主任的职务,又有相当的中外文化基础。因此,他对毛主席心灵细微处,或不易表露出来的感情、思想倾向有着常人难以有的洞察力。

他这种认识和阎明复同志在《回忆录》一书中的分析基本一致。我认为作者做这一记录很有价值!有一处我要澄清一下。在明复同志《回忆录》的座谈会上,我说过中共批判苏共修正主义,如果与事实不符,那么为何三十年后苏共又垮台了呢?明复同志回忆录中的观点可能是,苏共的垮台,不是因为它是修正主义,而是党内几十年的“左”,导致了苏共生命力的枯竭和领导力的死亡。如果是这样,我非常赞

和阎明复、师哲两位同志一样,纪登奎同志也对中苏论战持同一观点。王灵书同志在1988年单独和纪登奎同志有一次长谈。纪对王说:“很可惜,‘九评’文字虽好,但经不住历史检验。现在九篇文章中,除了批评斯大林个人迷信部分等外,其他大部分都站不住了。”关于毛泽东是否要和苏联领导人争国际领袖的问题,纪登奎认为:“这个后来有,但开始没有,开始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这种区分的分析提出来是非常好的,但历史分析,还要更多史料面世、研究才能有更强的说服力。党史专家,研究国际共运的专家,国家领导人的认识和一般干部、群众应有所区别。以史为鉴,目的还是着眼未来,搞清一切细节很难如愿。

说到我的父亲耀邦同志和纪登奎的关系,作者书中写的一段历史似有矛盾之处,我想提出来做一辨析看看有无道理。书中写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耀邦有一次谈到纪登奎说,这个人最年轻,也最危险,是一颗“定时炸弹”。

后来,过了一年多,耀邦看了许多材料,又了解了关于纪登奎同志的不少情况,完全改变了他原来对纪登奎的看法。

文革中,父亲给我讲过:当他1964年即将到陕西工作之前,他的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并未免除,只是改由胡克实同志主持团中央的工作。究竟由谁就任以后的团中央第一书记呢?他向中央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纪登奎,另一个是赵紫阳。我相信这在中央组织部的档案中会有保存。这点在作者的书中也有蛛丝马迹的反映,其一,耀邦同志说,纪登奎同志文革前就是接班人苗子。耀邦同志为何知道纪登奎在文革前就是接班人的苗子,可见他对纪还是相当了解;况且纪登奎同志1937年参加革命后,并在晋东及和顺县、鲁西区党委做过青救会的工作。青救会就是由中共领导的青年改名的统一战线的青年组织。从这两个原因分析,耀邦同志推荐纪是可信的。其二,耀邦同志说,纪登奎同志在文革中的错误主要发生在文革前期,非后期,而且主要是在河南工作期间。既然纪在中后期,在中央工作没有什么错误,怎么以后又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呢?其三,邀邦同志认为纪登奎同志到中央后做过一些好事,如解放干部,缺点只是好事做的不够。在解放干部的问题上,大家都知道高级干部的解放决定权在毛主席,纪的权力再大,也是有限的,责任不在纪,所以耀邦同志说,纪只是有缺点,连错误都不算。其四,毛主席和纪登奎的关系,父亲也是知道的。他在文革中曾告诉我,毛主席和登奎的交往。所以父亲一直不认为登奎是“双突”上来的干部。

父亲和纪登奎同志在文革中的接触,正如书中所说,大约在1972年确有过两次谈话,纪对父亲首先还是多方问候,身体怎么样呀?这几年怎么样呀?听说你家来的人太多了,如何如何呀?最后问父亲,现在想做什么工作呀?至于分配工作,父亲对纪说:“是想做点工作。中央今天命令,我明天就走。但我有个要求,临走之前我要同毛主席谈次话!”第二天,纪又和父亲谈了一次话,他问父亲还有什么要求,父亲说:“我说一句很感性的话,就在你面前摆这么一个资格。就请主席接见一下,二十分钟可以,十分钟也可以。”若干年后,父亲解释他为什么要见主席一次的原因。他当时的想法是想在主席面前冒一次险,文革不能这么搞下去了,也不是全盘否定。同时,他也想到,如到下面工作,主席也高龄了,他可能永远见不了面了,而他又是在毛主席耳提面命的提携下成长起来的中共干部,这一切都不能使之忘怀,毛泽东是反左起来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团结了全党,“文革”到今天实在让他不理解。所以他才提出这一要求。父亲的这种执着是否太天真了呢?

那两次谈话纪一直没有说中央想分配他做什么工作,而是希望父亲主动说出来。父亲也没主动提意见,以后这事就无下文了。父亲认为这两次谈话,有打太极拳的味道,对自己的表态也不后悔。现在看到作者记述纪登奎同志的话说:毛主席到了晚年,就几乎谁也不相信了。我们见他也不那么容易……见他时,说话也不随便,生怕哪句话说错了,跟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见他不一样了。党内生活不正常,这是党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实际情况不就是这样嘛,当时父亲提出要见主席的要求,况且还是一个被打倒之后,虽然已获解放,但还未工作的人,想见主席,岂不奢望太重,自不量力了吗?重要的是,至今有人不承认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悲剧的事实,请看看纪登奎同志的回忆还是极有参考价值的。

感谢王灵书同志,用了很大篇幅写了我的父亲,以表达他的怀念之情。尤其是写到在追悼会后,母亲在葬花前的讲话和1990年母亲在父亲墓碑前的讲话,书中对每个字的记录,字字清晰,就如录音一样,母亲就是这么讲的,非常真实。

容我再补充一点,纪登奎同志和父亲谈完话后就告诉母亲:“家里一个也不动,你简单给我整理一下,今天下命令,我明天就走,人总要搞点志气嘛,没得志气不行!”1975年全党又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母亲当时已在北京纺织局工作,她的见识没有父亲高。但也不是母亲一切都不如父亲那么勇敢无畏!有一次母亲让我帮她整理一下她的“批林批孔”发言稿,母子俩句句推敲,字字斟酌。父亲在旁拍着腿说:“言多必失!言多必失!不要发言,要发言也要少讲,少讲。”看到父亲那么真诚实意的阻拦,那么为母亲着想,我们母子俩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母亲说:“这有什么,这有什么,不就是谈认识嘛。”父亲最后无耐地说:“好嘛,好嘛!你们以后看嘛!”父亲虽然这么说,但奇怪的是,以后父亲似乎更爽朗了,开玩笑的时候更多了,有事和母亲商量的时候也更多了。

父亲去世以后,全家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母亲不经意说了一句话:“孩子们的压力太大了,我不能给他们再加压力。”整个追悼会前后,她没有掉一滴眼泪!

作者从二十一个侧面写了父亲的工作和生活。历史让我又一次感到真善美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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